这些阻碍教育消费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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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从幼儿早教到成人培训,从谋生教育到兴趣学习,从线上的各类课堂到开放大学、老年大学自我革新和知识类社区、脱口秀的大量出现,聚集而成的教育消费的爆发式增长,但也存在一些“痛点”。

 

第一,教育没有融入全价值链。优先发展教育已成为基本国策,但国家战略和产业规划中没有将教育无缝“全纳”,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就教育谈教育,以及教育系统内部“就公办谈公办”“就民办谈民办”,没有从统筹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变化态势、教育的“连带消费”“附加消费”等来预测和谋划各类教育服务需求与发展空间,教育与其他产业隔离,专业设置未对接产业,教育未融入价值链。相应存在两个“多张皮”现象,一方面是管理部门“多张皮”,教育部门主管普通学历教育,人社部门管技工培训,民政、工会、共青团、妇、残等分头建培训基地;另一方面是学校与行业、企业“多张皮”,教育未完全贴近行业企业、社会,行业企业、社会未深度介入教育。

 

第二,制约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在。据调研,2014年社会力量办学总资产达5000多亿元,潜力依然巨大;同时,作为我国消费热点之一的教育,属于服务业中唯一和最后的供不应求的领域。但长期以来“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制约着社会资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学校的办学层次一经确定、难以随发展需求和基础准备情况而动态变更;比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确立的土地等办学条件,因很多地区对公办、民办学校区别对待,不少举办者可望而不可即;现实中筹设期限的限制,变相加高了门槛,也使得一些意欲投入教育者望而生畏。

 

第三,限制户籍、学籍影响了教育流动性。传统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农村居民可选择的教育服务数量和质量截然不同;随着体制改革和人口流动,尽管出台了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和异地高考政策,但不同户籍的居民在居住地的教育和考试服务可得性仍明显不同。同时,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在学籍管理中缺乏常规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转专业制度,如对优秀学生的转专业选拔制度以及对因专业兴趣原因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转专业救济制度。学生要从一所大学转学到另一所大学,除了退学重新参加高考,几乎没有别的路子可走。教育领域也还缺乏系统、大范围地开展学习成果互认、学分转换衔接的实践经验。教育消费者长期面临户籍、学籍的“双籍”瓶颈,限制了流动性和终身教育,制约了教育、学习的消费总量。

 

第四,一些新型教育项目“有柴烧不开水”。有些新兴的社区教育、开放教育、技能培训项目较为分散,散布在基层发改、教育、社保、文化、农业扶贫等部门,这个部门办一批讲座,那个单位送一个培训班,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好比烧开水,柴添不到一块、火力不集中,水总烧不开。同时,各部门从自己预想的情况出发,先入为主,一些职业培训未能学用结合,针对性实效性不强。

 

第五,“互联网+教育”的完课率低、普及率低。虽说互联网教育不断推陈出新,种类多、覆盖面广,但对于用户而言,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学习效果才是检验产品质量的唯一标准。目前,在线教育产品大多只是将线下的资源照搬到线上,还未能摸索出互联网教育的独特模式;不少是通过对体系化课程的碎片化处理,让用户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学习,系统性弱;多为单点突破、缺乏整体解决方案,导致完课率低、普及率低。如看似红火的MOOC课程的未完成率常常高达90%以上,目前极少有一款产品可以推广到全国10%乃至5%的学校使用,产品升级尚需时间积累。

 

第六,教育投融资不便捷。目前,我国教育财政金融政策与教育事业发展需求不完全适应;捐资免税政策不完善,力度不到位,免税资质每年申报一次、有效期短,手续不便利;民间筹措资金与运行资金,一般不能质押和贷款,融资限制多,投保的可选择性少,空间有限;基金管理的约束力和公信力不够,一些公益基金没管好、更没用好,导致公众对基金会的公信力产生怀疑。此外,社会力量以现金和实物形式投入教育较多,相关部门的行政规章、制度、审批程序较为繁杂等等。

 

第七,教育消费贷款有政策瓶颈和“死角”。房贷带动了房市、车贷带动了车市;但我国教育贷款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款风险掣肘教育消费信贷的发展,担保瓶颈的不折不扣“卡子”,贷款利息的沉甸甸负担,以及手续繁杂等致使贷款者望而却步。原因在于,贷款的笔数多、单笔额度小,牵涉人数多,“撒胡椒面”难撑规模化消费;信息不对称与信用失范,使得预期风险大于预期收益,产生银行“惜贷”;尽管一些高校采取了教师担保、学校担保等方式,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困难,但未从诚信系统上彻底解决担保方式问题。此外,教育贷款未实现全覆盖,民办学校学生贷款较为困难。

 

第八,教育消费环境不健全。近年来,我国教育和培训行业总体态势良好,但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场地不固定、收费不合理、手续不齐全,教职人员资质“注水”造假,“培训门”事件时见报端;家长、学生和学习者的教育维权疑虑,尚未根本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规则还不健全,同行竞争和运行秩序还不够规范,整个体系对消费升级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增强。

 

原文来源于:《光明日报》,作者,周海涛  朱玉成,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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