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PK李希贵,关于教育的真心话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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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学校需要“选课走班”,当学校的办学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学校如何进行突围?这是当年希贵校长接受崔永元及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对话。突围!突围!这也许正是目前诸多学校、诸多校长面临的问题。

 

当很多人面对教育困局束手无策时,李希贵和他的同事们选择不断”突围”:”让学生拥有自己的选择权,相信他们会因选择而生发责任,进而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才。”这是他的突围路径,也是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招好棋。

 

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

 

解放日报: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长久以来让人关注又时感困惑的问题,好像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路径,不知从哪里突围。有人说,在你们学校看见了教育本质上的改变。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给学生提供的课程太单一,不同能力、不同兴趣的学生都只能学同样的内容。课堂上大量的重复练习、机械训练,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学校完全处于被管制的状态,缺少生长的空间。

 

我们的突破是从选择开始的。好多问题都是因为有了选择,才迎刃而解。商场里的东西,不用粮票布票,你拿着钱就可以买,就很自由;有了自助餐,吃饭喜欢吃什么就取什么,自在了很多。具有选择权,是让学生自由呼吸的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取消了班级,也不设班主任,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自己选择的、独一无二的课程表,他们每天背个书包从这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去上课,就是我们所说的”走班上课”。

 

崔永元:班主任相当于”县长”和”乡长”,掌握着班里每个学生的”控制大权”。您把人家的权力都取消了,对老师们的冲击大吧?

 

李希贵:如果你们前年来,会发现很多老师非常纠结,甚至苦闷,很多人都哭过。为什么呢?他们感觉失控了啊。以前走进教室,40多个学生坐在那里,老师们觉得心里很踏实。现在你去看,学生都不在。上语文课的在语文教室,上数学的在数学教室,原来一个班的学生现在分散在好多个教室里。

 

还有,没有班级了,老师也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权力。过去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要先想想是不是真的有道理、有依据,因为要是没有,学生就不一定听你的。每个人都必须服从真理。

 

解放日报:这种改变的冲击非常大。

 

李希贵:过程也非常痛苦!过去老师只管自己备课,我用的参考书你们学生都没有看过,课堂上一讲都是新的,学生觉得老师讲得好,有学问。现在参考书全部公开放在教室里,都放在书架上,有些书老师还没看完呢,学生已经看完了,老师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套路来教学生是行不通的。电脑都在教室里,有时候讲着讲着学生上电脑一查,说:老师,你刚才讲错了。这种挑战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就算再痛苦,也不能再倒退回去,只能往前走。那时真觉得是在深水区里呛水,不知道能不能游出去。

 

解放日报:最终是什么让你们坚持下来了?

 

李希贵:因为这种改革的成效一点点显露出来了。有了选择后你会发现,接下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人生像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的话,那么背面就是”责任”。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慢慢地,他们也会对别人负责,甚至对学校、对社会负责。这个变化可能一下子看不见,但它确实一点点在那里慢慢发生了,这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

 

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

 

崔永元:把选择权给了学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平等。这让我想起李校长您在书里说过,教育就是从平等开始的,您写了自己做错事向学生道歉的故事。我看了这个事,当时觉得不道歉也行,因为您是班主任,权威嘛。您为什么这么在乎平等?

 

李希贵:平等了之后,孩子们才变得真实起来。在老师面前不再需要伪装,全部坦露出来。当然,他一不装,你就”麻烦”了,因为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过去你看到的很多可能都是假象,学生表面上都很乖、很听话,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现在他让你天天看到他真实的样子,有的学生散漫,有的学生浮躁,有的男女生之间交往过密,他们都不回避老师。有的还主动和老师商量:”我们俩互相有了好感,有点影响学习,你看应该怎么办?”老师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过去没人这么问过他。类似的新问题很多,老师只能回去重新”备课”。

 

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来到了,这时候需要智慧的教育。过去学生出了什么问题,班主任更多地是用行政权力批评学生,或者打电话告诉家长,可是学生心里并不服。那是假教育。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因为学生上课时不守纪律,就采用了比较粗暴的方法训斥学生。结果课后老师花了1个小时和学生谈话,也没有把学生说服。陆陆续续谈了半年时间,终于有一个下午谈明白了,老师和学生互相道歉。这个教育的过程虽然漫长,却有长期的效益,你这回把学生教育好了,他就是真的好了。

 

解放日报:表面上看起来这场教育改革就是取消了班级、没有了班主任;但实际上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李希贵:对。我们在开始设计走班制的时候,当时想得多的是,没有了班级,怎么加强德育工作,怎么加强控制力,怕乱了。但没想到,师生关系一平等,真的教育就出现了。每个老师都是班主任,人人都真正关注教育了。以前你教数学,讲好数学就好了,学生思想工作让班主任去做,现在不一样了,学生的事都是自己的事,老师们真正从学科教学走向了学科教育。

 

我们的老师现在真的很累;但他们心里很充实、很兴奋,他们觉得自己是真的在干教育事业,他们不再有职业倦怠感,因为每天遇到的问题都是新的。学生们不断给老师提出新挑战、新课题,重新点燃了老师们的教育激情。

 

崔永元:我每次来到这个学校,都觉得李校长在学校里好像没什么权。有一回学校举行成人礼,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说好给校长3分钟时间发言,校长嫌时间短,就跟学生讨价还价,结果也只得到了5分钟的发言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希贵:因为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给学生们选择权,不仅是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喜欢的社团,而且让他们自己管理学校。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机会榜”,就是把学校日常管理的一些工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交给学生去做,比如体育器械招投标、食堂饭菜质量测评、图书购买年度计划等等。这些工作一旦放手让学生去做,常常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欣喜的创造性方案。

 

解放日报:也就是说,这场教育改革给您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希贵:是的。第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渐渐有了独立人格、独立思想,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被激发出来。以前,老师总是觉得,学生只要不在眼皮底下,就是去做坏事了;老师看不到学生,心里就不踏实。而现在的事实证明,不在老师的眼皮底下,学生通过自主实践、自主学习,不仅实践能力增强了,而且充满了创造力,像我们学校的学生”银行”、学生影院、网店、模拟国际组织等,都是学生自己创办的。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学生们有了社会责任感。有一次我问学生 “银行”的行长:”你们的利润打算用来干什么?”他回答说要拿出一半利润去从事公益事业。十一学校里有家”乐仁咖啡厅”,董事长是一名女生,她用咖啡厅的盈利设了一个”乐仁奖学金”,奖励从事公益活动的同学。在每年的颁奖典礼上,我颁的是”校长奖学金”,她颁的是”乐仁奖学金”。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从为自己负责开始,逐渐建立起为家庭、为学校、为社会负责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学生

 

解放日报:现在让很多老师、家长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怎么给学生减负。你们这样让学生额外做了很多事,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

 

李希贵:我认为减负的概念需要重新考量。对于什么是负担,要重新认识。如果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特别有益的东西,他又喜欢去做,那不能叫负担。有一个喜欢影视技术的学生,晚上在家剪辑片子,干到凌晨2点钟,星期六一天没出过房间。他自己愿意啊,你能说是负担吗?在十一学校,重复练习、机械训练,被大大削减,我觉得那些东西应该减掉;但学生喜欢干的事,应该给他们充分的空间。

 

解放日报:十一学校的这些改革和变化,让很多人觉得赞叹;但也有人觉得这种改革像是个天方夜谭,没法复制。您觉得呢?

 

李希贵:很多同行也来问我,这场改革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的一个深切感受是,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首先觉得不能改,那再好的条件也不能让改变自然发生。如果我们认定必须改,一所大城市的学校和一所山沟沟里的乡村学校,同样都可以进行教育改革。当然条件不同的学校,实施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效果;但你要是好好根据学生的天性来设计改革的话,一定会比原来的效果好。所以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观念和内心的改变。

 

解放日报:需要什么样的观念?

 

李希贵: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是”不见树木,只见森林”,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一样的 “好学生”,让所有的孩子都走在同一条通往所谓的成功的大道上。但实际上,这棵树与那棵树并不一样,我们没有权利通过竞争淘汰任何一个孩子。于是,发现每棵树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值,就成为我们的新挑战。发现那棵树,就要为他搭建合适的成长平台,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唤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才是教育的根本。所以,要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只有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入手设计”突围”路径,这场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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