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教育方法遇到中国应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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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在的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上,赫然出现了”Zhoushan high school”(舟山中学)的字眼,一位外国教师发表了一篇他在舟山中学执教两年的心得。这究竟是一篇怎样的文章?这位老师跟舟山中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据了解,这篇文章的作者David Metz,在2012年9月被洛杉矶郊区的南岸基督中学派到舟山的中学授课,派遣指令要求David Metz使用其在加州的授课方式。这是因为,舟山的中学与南岸基督中学合作开展了一项变革性实验项目,让学生们有机会参与一项中美联合课程。自主学习本该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让学生们为将来上美国大学做好准备。

 

文章内容很长,小编节选一些给大家翻译。

 

会议是在一个铺着白色瓷砖的简朴讲堂里举行的,它位于中国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上,也就是东海和长江三角洲交汇的地方。讲堂内唯一的装饰是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的英语致词:“欢迎家长和学生们。”

 

校长讲完话之后,这个高中课程联合教育项目(High School Course Joint Educational Project)的负责人刘茂林就我们的学生可以如何获得提高发表了讲话。然后就轮到我了。

 

在翻译的帮助下,我表示自己对学生们取得进步非常有信心。我提到学生们的参与是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他们可以相互学习,我还请求家长们鼓励自己的孩子更充分地参与进来。一些家长点了点头。

 

“我知道一个学生必须掌握7000多个英语单词才能在托福考试中拿到高分,”一位担忧的父亲问道。“三年后他们能做好准备,能被好的外国大学录取吗?”接着提问的是薇薇安(Vivian)的母亲、一名军官。“怎样才能迫使自己的孩子自主学习呢?”她问道。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父亲插话进来。他想知道这种“自主学习”是否只是美国老师偷懒不上课的一种方法。

 

此时,在场的一名中国老师就家长对外教提出这么不敬的问题表示了反对。刘茂林的助手探过身来,略带歉意地轻声对我说:“他们没法理解这种学习方式。我们也必须教育家长。”那天我了解到一些让人吃惊的事,接下来的两年也是如此。不过,那天之后我再没被邀请去参加家长会。

 

来中国时,我坚信自己可以教这些年轻人独立思考,坚信他们会明白这个工具对他们的教育多么有价值。但后来,当我看到学生们为了好成绩针对极其简化的衡量标准而拼命竞争时,才发现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如此强烈地排斥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我开始了解教育哲学的根本差异:中国侧重最终结果;美国则关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

 

一次,该校副校长和南岸基督中学海外校长突然来到教室,听了一节课。当时在课堂上,学生们默默地写着五段论的文章,而我则跟他们每个人进行讨论,以保证他们理解了相关材料。大约一个月后,在QQ上交流时,督导我的工作的刘茂林写道:“你的课并不成功。”他那不同寻常的直白评论让我感到震惊,我问他该如何进行补救。刘茂林写道,“我们会给你提些建议,然后再进行观察。”

 

他们确实提了建议——单独讨论效率太低,充分利用课堂教课时间,在黑板上用红笔标注课堂难点,我采纳了这些建议。

 

他们也确实对我展开观察。有时我上课的时候,会有多达七人出现在教室后方,相互交谈并做笔记。他们还在私下询问我的学生们。学生们称,自己确实从这些美国学习方法中受益。一名学生甚至承认,很喜欢我担任她的老师。不久之后,中方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多建议,但他们没有再来教室听课。

 

尽管有着种种不如意之处,回想起舟山,我还是会面带微笑。我记得有些胆大的学生会溜进教职工餐厅,为的是在吃午餐时与我练习英语。他们会在课后留下来,讨论对中国未来的设想,有一名学生希望将来能出现第二个政党。

 

我记得有个叫萨姆(Sam)的学生经常出现在我们在钟楼的起居室,想在晚饭后聊聊天,因为他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在悄悄地搜集思想和观点。他的学习发生在校园之外,往往通过互联网实现。比方说,中国的学校不进行性教育,但从与萨姆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那帮同学极度渴望获得在这方面的讯息。学生们熟练掌握了逃避互联网审查的办法,会在网上寻求答案。

 

萨姆目前在瑞士学习酒店管理。近期与我聊天时,他谈到了自己这一代人的独特之处:不仅将教育掌握在自己手中,还会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批判性观点。

 

于是我想,说到底,教会这些学生独立思考的,或许既不是我,也不是美国的共同核心课程(Common Core)。一些人在获取萨姆口中的“学习技能”——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而他们,靠的完全是自己。

 

以上是David Metz老师文章的主体内容,转自舟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