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根黄瓜来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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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说,老师为什么要带一根黄瓜来上课呢?”

“是用来吃的?”

老师笑了笑,拿出一个小盒子:“这就是安全套!今天咱们要一块儿把安全套套在黄瓜上,看看它怎么用。”

 

老师让第一排的一位女生走到讲台上,拆开它的塑料包装,取出安全套举给同学们看。六十多位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晶亮的小眼珠偷偷摸摸地往这边瞟,脑袋却迅速地转过去。

 

这一幕发生在云南省会泽县以礼河联合学校,老师就是我。2015年暑假,在北京大学“爱心万里行”赴云南的支教活动中,我主动要求担任女生生理课的老师,为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女生进行性教育。

 

我把自己的月经周期做成条形统计图,为她们讲解经期正常的规律与反常的原因;我给她们讲初中闺蜜欣赏帅男生的故事,引导她们辨析“友谊”、“好感”与“恋爱”的区别;我坦白自己中学时去看心理咨询师的经历,告诉她们应对家庭矛盾的合适心态与解决方法。

 

而在讲性骚扰的基本分类与防范方法时,我先后变身成陌生男子、理科老师、公司老板,合作上演了一幕幕性骚扰小短剧,全班女生都笑作一团。当然,我也很严肃地强调,遭受性骚扰不是女孩子的错,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更要勇敢而独立地生活。

 

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案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对这类犯罪行为可以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的规定,从重处罚。

 

嫖宿幼女罪的取消对于女童的权利保护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这不仅使情节严重之同类强奸罪的最高量刑由15年提高到了死刑,也去除了未满14岁幼女“自愿”卖淫的假定可能,适应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原则,使受到性侵害的儿童不再作为“卖淫者”而被社会污名化。

 

然而,即使这样的法律能够落实,如果基层教育抓不好,孩子们依然很有可能受到性侵害;这不仅会增大他们得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也会让他们背负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7月25日,正当我们踏上奔赴云南支教学校的火车时,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在云南财经大学景贤楼召开了青少年青春期性健康研讨会。

 

会上提到,目前中小学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存在“四缺”困难:学校迫于升学压力缺乏对性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农村教育欠发达地区;缺乏适用并有针对性的青春期性教育教材;大多数学校没有配备专职教师进行授课;教师在上课时也会存在尺度把握、教学方法等疑惑。

 

“四缺”困难与我的问卷调查结果相互印证。调查结果显示,全部初二女生和逾九成初一女生都已经历了月经初潮,她们母亲的第一胎生育年龄普遍不超过25岁。

 

然而她们先前受到的性教育只告诉她们“失去贞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却没有告诉她们什么是有保护的性行为,也没有告诉她们性骚扰的基本分类与防范方法。而在40%学生为留守儿童的当地,这些事实意味着极大的性侵害风险。

 

课程结束后,我收到了学生们雪片般的反馈:“虽然每个同学都很害羞,但应该每个同学都认真听了”;“我认为这堂课在知识上的含金量很高”;“老师用亲身经历相告也看出了老师的用心”;“虽然这两节课时间很长,但是对我终身受益”……

 

实话说,在参加这次“爱心万里行”之前,我读了不少反对短期支教的文章,自己也深知我们此行的局限性。但亲身调查发现了基层教育的欠缺之处后,我不再将这种支教活动看得过于悲观。

 

美育、口语、实验、戏剧、青春期性教育、多元性别教育,都是有能力有热情的高校学生可以尝试去弥补的空缺。在尊重每一位学生、做好充分调研、结合当地教学情况备课的前提下,我们有希望得到意想不到的“教学相长”。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公众号  作者为北京大学大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