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被称作教育家的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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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得水》来自几个年轻的编导去宁夏支教时的亲身经历。话剧讲述了当地一所边远山区民办小学为了骗取人头补贴,凭空编造了一个叫做吕德水的教师编制。名字来源于一头每天担水的驴。有一天,突然接到教育局通知,要来检查工作。小学校的校长、财务、教师就合谋怎么应付,最后让扫地的临时工顶替吕德水。阴差阳错的是,教育部门需要树立一个教育家典型,就选中了吕德水老师,要往上报材料,申请教育家补贴,校长大力支持,想着趁此扩大办学规模,老师们想分得一杯羹,吕德水自己也想真成为教师,当地教育部门想提升民办教师形象,挪用一部分回扣。于是,这个不存在的师德典范就硬生生出现了。后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也知道了,仍然强迫着学校遮掩谎言,一起往上欺骗。至此为止,大都是现实。接下来,为了戏剧冲突和剧场效果,故事往荒诞剧方向发展,最后,群丑毕现,笑中带泪,啼笑皆非。

     

教育题材的剧很罕见。《驴得水》由于涉及对教育现状和知识分子的讽刺,公演前,硬是将时代背景改回了民国。这样一来,可笑的也是民国教育部门。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民国教育部长几任都是赫赫有名的教育家,闹不出这样的笑话。观众都会意,边看边笑边骂。前几天和导演黄凯谈及教育戏剧,他就说了这类题材是一个禁区,不是不愿触碰,而是管控很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一大顽疾,显性问题一大堆,几乎人人都在骂教育,骂学校,但对于千疮百孔的教育现状,又讳莫如深。连戏剧的歌功颂德,其他负面的谈及、映射、表现都不能,可想而知,真正的改变有多艰难。且不谈话剧本身,就此话题所折射的荒诞现实,大概只有台下的我最能会意。不是奇谈,实在太常见了。

     

导演说:一切知识分子都是纸老虎。这出剧就是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来创作的。这是事实。我们只能甘心情愿被瞧不起。在中国,大概没有比教育更为虚伪的行业了。作为儒教影响最深的行业,知识分子的颂圣情节代际相传,生生不息。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句话成为当下教育界的深刻演绎。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以我自己的从教经历来看,所谓新课程改革是分界点。前后,教育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前的几年,仍然是我小时候的桃花源,教育是教师自由的创造。行政领导管教师,在当时,职称是最主要的砝码。教师评价单一,校园依然有朴素的阳光倾泻。新课程改革之后,名师名班主任,成为教师发展的全新追求。名师是教师的标本,是典范。评价系统中,常常是师德高尚,专业过硬。师德本身是很含糊的,老师大多数不是大奸大恶,网上被全民讨伐的败类毕竟是少数。但要评价出优劣,总需要写点材料。自己不好意思赞美,交上去之后,学校领导会帮助润色,或者授意指导,毕竟评上了学校也光彩。专业呢?相对过硬些,尤其在一开始的基层评比中,那些勤奋、聪明、执着,最主要是能说会道的先脱颖而出。评选是一级级往上的,考核教师,选拔教师的主管部门很快和你站在同一战线,齐心协力去获取更高的部门认定。如此循环,层层过关,最后,你成为特级教师,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很吓人的称呼。

     

愿不愿意承认?在这整个的运作过程中,一个教师为了成为榜样,也就是庄子说的“圣”,难免需要夸大其词,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冠以一些动人的称呼、代号、门派是必须的,就像个人的LOGO一样,具有鲜明的识别性,这样,就成“家”了。从小学到大学,这样的“名师”、“特级”、“教育家”特别多,是国家教育部都愿意看到的事实,并且成为很多更高层面评选的标准。因为这代表着教育改革的成果。教师起初是一个个体,到后来代表了学校,因为名校需要名师,后来代表了一个地区,因为教育强市需要名师数量,再后来成为一个省的教育流派,最后,成为国家的标本。逐级代言,这背后捆绑着莫大的利益群。这就是“大盗”。这就是《驴得水》这出戏的本质。“驴”,当所有人都希望驴不是驴的时候,“驴”怎么可以不是教育家呢?因此,《驴得水》用短短的两小时浓缩了一个教育典型的一生。这头驴告诉我们:但凡是基于教师个人的神化,对真正的教育都是一场灾难。这几年的造星运动,令中国教育刚想迈开步子跟上经济,就被各种高大上的偶像扼杀。老师都不想成为人,都想成为那头被叫做教育家的驴。一个年轻教师,刚踏上工作岗位,就被被规划好了一条成为“神”的教育路径。因此,中国教育缺什么?缺“人”的发现。

     

回想民国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要改变中国的“贫愚弱私”,将教育搬回了农村。他们摸准了中国教育最底层根本的命脉,至今,中国教育最需要改变的仍然是农村。很多人会说,农村没了,都城市化了。那是他不了解农村。农村有两个概念。第一,是高速城市化带来的伪城市化教育。很多城市的房地产业是靠名校拉动的,大量的农民进城只为了孩子的教育。城市被不断扩大,面对的孩子,本身仍然是农村的孩子。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基础教育具备城市文明的教育?无论在哪个城市,如论怎么包装,只要我们教育者的头脑中充斥着“贫愚弱私”,你敢说,你在培养未来城市公民?第二,农村仍大量存在。小城市其实就是小城镇,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大概要从省会或者底蕴深厚,经济活跃的单列市算起。北方城市明显集中,城乡分化显著,即使南方城市群连绵,仍然有大规模的孩子在农村,尤其是打工的一代。城市化造就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聚集性迁移,但是,大城市无法消化所有打工者的生活全部,他们很自然到周边往下发展。因此,这个基础仍然非常庞大。这就是说,中国教育的真正改变,不是靠这个名,那个家,而是靠千万个教师的教育良知。国家层面意识到了教育公平的严重问题,但为时已晚。这十多年,愈演愈烈,至今仍然不止的“名师”“名校”评选,仍然是强大的推手,进一步在拉开教育资源。名校长们去过《驴得水》剧中这样的地方吗?知道中国乡村有多少编制、多少数据被硬生生造出来吗?他们聚集了一大堆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嚷着为中国教育探索出路,不知道代言的是哪个中国?

     

吊诡的是,即使真有灼见的教育家办学,所仰仗的仍然是已经被造出来的名师效应。虽然他明知道大多数所谓的“教育家”就是一堆狗屎,放哪儿都不合适,普通岗位不肯屈就,担纲重任强差人意,花了巨大代价,就为了装饰名校。但这就是被中国式颂圣文化循环套牢的中国社会现实,人们一边骂着教育,一边仍然望眼欲穿教育家,渴望出现那么一个神,彻底改变局面,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仍然往被异化为极端功利城市教育迁徙。这种群体心理始终让那只推动“驴”成为教育家的神秘之手,纵横捭阖,八面玲珑,牢牢套紧教育改革最大的红利。

     

不要让这头“驴”成为我们的贞洁牌坊。教育,从发现一个个“人”开始。岁月悠长,童年短暂,让老师们都静心回到班级,从做一个普通的学科老师开始,一撇一捺,一字一句,慢慢来。

 

(本文作者:亦庄实验小学  钱锋老师   文章原载于钱锋老师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