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陈丹青:画家,1980年创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油画《西藏组画》,业余也发表文艺评论随笔,出版有文集《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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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圈的人是自由而认真的】

问: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但1949年以后的两三个阶段,加起来都不可能像北洋时期那样,因为那时候的国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时候的北大、清华根本不听政府的。国民党接管以后,一度想渗入到大学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们说的教授治校,在军阀混战时期和一部分国民党时期,甚至抗战时期都是贯穿下来的,彻底改变是从1950年开始的。

 

问: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

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回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问: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爱党、爱国。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我后来之所以知道我们这代人变得这么复杂,是我到了美国以后,非常惊讶,原来美国人这么简单,所有人都很简单,都假定你说的话是可信的。可我们从另外一个空间出来的人,就是所有事情我们都怕上当,而且要骗别人,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已经变成我们的生理密码,我们一路就是这样被教育过来的。小孩嘛,你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一个孩子从小是唱少先队队歌还是唱圣母颂,人格和教养肯定是不一样的;正如一个孩子从小读《三字经》还是《毛主席语录》,长大后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问:您是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陈丹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中国的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

 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赵丹这些民国时的影星,她们受到西方话剧的影响,也在模仿,但他们模仿的时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挚和热情,还没有形成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后,所有人都是在单位里长大的,都是在一个开会、表态、喊口号的文化里长大的,然后忽然解放了,说你自由了,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但他已经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应都模式化了。现在的主持人,仍然在传播一种伪真诚、伪感动,很少几个稍微跳出这个模式的人,立刻变成最受欢迎的了。

 

 

【乡村教育,这是最伤心的事】

问:我们讨论一下乡村教育问题吧。

 陈丹青:别谈乡村教育了,这是最伤心的事,现在哪儿还有乡村啊?

 

问:现在的乡村什么样?

陈丹青: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抛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榨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

 

盗火者:现在的留守儿童非常惨,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在合并的学校,孩子们走很远的路上学。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农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无论多远,也要进城。

 

问:那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要取消乡村教育吗?

陈丹青:我不能说城市化进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农村,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农村,他们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们农村的社会组织还在,大户人家还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没落,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冲击。虽然经过二次大战,但摧毁的是建筑,没有摧毁社会结构,更没有摧毁人。

你如果去过意大利、法国的小镇和乡村,就会知道,所谓田园,所谓鸡犬相闻的生活都还在,小镇上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钟声一直在响,圣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到乡村,这种流动是双向的。

反观中国,有太多的角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都是够不到的,只能靠小范围的芸芸众生自己想办法。城市已经富成这个样子,GDP都世界第二了,教育经费却还不肯增加一点。就算增加了,也是一路层层盘剥下去。乡党消失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消失了,可另一个非常残酷的结构形成了,那就是各级官员编制的权力网格。这些官员大部分是败德者,他们根本不爱自己的家乡,就是赤裸裸的掠夺、霸占。我听过不少乡一级的官员,因为土地拆迁,竟然上房揭瓦,痛打老人小孩,为了把你撵走,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教育的改革的可能,来自党,来自政府】

问: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着眼点在哪儿?

陈丹青: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个例子,恢复高考恢复自费留学,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问: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着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着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问:那家庭教育呢? 

陈丹青: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长,但我也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太惨了,那还叫孩子吗?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转载自《盗火者》团队对于陈丹青先生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