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点并校:撤还是不撤,这是个问题

从2001年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后,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开始逐步加速,“平均每一天就有55所村小在消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至2012年农村普通小学的数量减少了57%。

 

就在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即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发布后,立即引发各方强烈关注。今年,有关农村教育的表述出现在第三部分“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的第16条“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中,一共262个字。这其中强调的一个点是“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有关专家解读,这其实是和2012年以来国家强调要“纠正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激行为”是一致的。

 

撤点并校

其实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激(主要指撤点并校)的讨论从来没有断绝过,甚至在2011年12月,也曾经出现教育局叫停撤点并校的现象。对于这项政策的诟病,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在许多西部农村和山区,大量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就近入学的概念已被基本颠覆,学生上学路途远成为普遍现象,而校车和交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上学路途遥远,安全隐患加大,导致了小学生辍学率的增加。

 

二是撤点并校后,很多的低龄儿童为了避免走远路,选择入学住宿,但学校缺乏相应的监管照顾,很多低龄小学生出现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情况。

 

第三,由于上学路途远、在学校寄宿、家长陪读等因素影响,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大幅度增加是整体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两免一补”政策的正面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院长也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够选择“进城上学”的主要是一些家庭较富裕的农民子女,而沉淀在农村底层的“后20%”的弱势家庭承担不起这种代价。集中办学、“学校进城”政策忽视了农村社会出现的阶层分化和发展差距,损害了农村弱势家庭的利益,因而违反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准则。同时,关于撤点并校效果影响力并没有明确的评估,也是政策执行中一个很大的缺失。

 

中央一号文件

 

另一方面,从大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撤点并校的效应并不限于教育内部,还对农村家庭、社区和乡村文明的命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学校作为国家价值、社会文明的象征,是农村的精神文化中心;而教师则是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文明进步和移风易俗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学校撤离农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加剧了乡村文化生态的凋敝和“荒漠化”。村里的“文化人”越来越少。“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这也是在台湾有些地区至今还保留有一师一校的原因,为了文化传承。

 

事实上,世界各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政策的重头戏都是“撤点并校”,但都没有忽略方便就学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此次一号文件,相较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表述,今年特意增加了‘因地制宜”的字眼。

 

“更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能保还要尽量去保,但也不是说大家都是一个模式,不是说学生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才可以保(指保留学校),有的10个人你要保,有的两个人你也得保,还是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 东北师范大学邬志辉教授表示。由此可见,撤点并校不是不撤,而是如何真正地切实地“因地制宜”,并且兼顾全局地撤。撤点并校不能再以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和安全风险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