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学校多大为好?以师生相识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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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目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大班额’、‘大学校’现象感到非常忧虑,不仅仅是学生安全问题,也因为教育质量和师生关系问题。原美国卡耐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波伊尔曾说:基础学校多大为好?应当以师生相识为好。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21日在北京作如上表述。

 

12月21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西安欧亚学院、搜狐教育频道等联合主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研讨会暨“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会上,众多嘉宾指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亮点主要体现在简政放权,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以及农村教育立足底部攻坚、继续深化制度改革等方面。        

  

康健认为,当前我们的教育问题主要出现在三个方面:应试教育的极端化,出国低龄化和国学的简单化。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草根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的动力不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海英博士也表示,教育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清楚我们教育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学习国内外的很多东西,但其实没有重视我们自身的力量。

 

如果就这一问题再追问一步,就是经济利益和功利主义的利益加速了教育的规模化和集中化,同时也加重了学校教育的浅表化和简单化。从基础教育来看,大规模、“连锁店式”办学,“照搬移植式”的课程设计,并不利于学校教育生态,而中国的“草根”教育经验在萎缩。

 

康健说,“地方教育改革重心要在学校,放在‘草根’,把学校发展做好,地方教育才有更多的活力。教育要降低重心,整合身边的教学资源,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我认为学校的发展是下一轮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围绕这一主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进一步表示,进行地方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要以“管理—办学—评价”分离作为基本要求。他认为,管理上的放权将为办学和评价上的创新提供空间,“牵一发而动全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以北京市委常委、市教工委书记苟仲文的北京“小升初”改革为例,指出地方教育创新一是减政,让学校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老师和学生身上,而不是疲于迎接检查;二是权力下放到学校,让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因地制宜,更好地发展本校的教育教学;三是学校管理体制的创新,尝试新的更有活力的学校管理的模式。同时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办学模式,改变“千校一面”的情况。

 

不少教育专家也提到,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需要构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新型关系。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管是基础,办是核心。放权不是不管,而是要创新管理方式,更多地用法规、标准、财政和信息服务,实现对学校发展的引导和支持。改革只有落实到师生,才能见到实效。

 

在地方教育制度改革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各地教育局长也在圆桌讨论中分享了他们的地方尝试,如浙江安吉县的学前教育改革、甘肃平凉市的学分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