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从教育本质突破创新


教育创新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各种创新提供了可能,从国外的MOOC、可汗学院到国内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各类在线教育项目,教育创新已不再单纯是一个公共话题,同时更被看成一个产业和投资的热土。

与市场上各种辅导培训、在线题库、留学咨询等各类教育外围项目的火热相比,被视为传统和封闭的体制内学校其实也在进行各种创新和突破,在翻转课堂、走课制等,越来越多的学校在尝试用新的技术和教学方式来改进原有的课堂教学。

如何看待当前教育创新的格局?这些现有的各种创新能给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多大改变?在现有体制下,教育创新的空间有多大?教育创新能否消弭不同学校不同区域间的教育不均?市场上的资本和技术是否能和传统学校有一些合作?

清华附中作为知名重点中学,在教育创新领域有自己的规划和探索。

校长王殿军在2007年之前,为清华大学(微博)[微博]数学系教授,先后担任过数学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党委书记。可以说他对高等教育和中学教育都有很深的理解和思考。这样的经历使他与其他中学校长相比,在教育创新上更加敢想敢说敢干。

王殿军校长正在力推大学先修课程和学生素质综合评价体系,在他看来,这两项对于创新人才培养同样重要。

1 技术创新的“能与不能”

《21世纪》:近两年,关于教育创新的话题持续热议,翻转课堂、走课制等等被很多学校尝试,您如何看待当前教育创新的格局?现有的各种创新能给传统的教育教学带来多大改变?

王殿军:教育创新,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人们对教育有一种说法,就是今天的教育是为明天或者后天培养人才,所以教育一定是面向未来的。人们对现在的人才不满意时,实际上等于在批评过去的教育。如果你今天不改变,那么明天、后天的教育结果和今天将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大家都在寻求突破现有的教育模式。这个时候,信息技术给了人们至少看到一个改变的可能性,翻转课堂、微课程等对改变传统教学有一定帮助。

从积极的层面看,现代信息技术的确能够弥补过去传统的班级制、统一节奏教学的不足,比如在中学,如果把视频和翻转课堂结合起来,孩子们可以在课下看视频,反应快的可能早早完成任务;反应慢的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翻转过来在课堂的时候,大家掌握的程度基本上差不多。
在线教育最大一个好处,是照顾到了个体的差异性,未来可能能解决选择性问题。选择性比较复杂,大到选择哪个学科,小到选择什么时候学。学生可以选择学习时间、学习节奏——当这种选择性交给学生时,其实就是把主动性交给了他。什么时候干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人未来成为一个社会人时,管理自己的事、管理自己时间的一种能力,本身就应该是培养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大包大揽,在培养孩子主动性、自主性方面,我们的教育是欠缺的。

对在线教育、翻转课堂、包括走课制,我觉得最积极一面是把自主性锻炼起来,把选择性交给学生。但是我们不能够依赖这个东西,因为新的技术再怎么好,它只能帮助我们调整,或者改变教学的一些模式或方式。但是本质上来讲,教育还是应该努力从本质上去寻求一种突破传统模式的办法。

以数学教学为例,有一些老师从来都不用课件,他就是一支粉笔一个黑板,教的非常好,最重要的是能启迪人的智慧和思维。你看有些课堂很活跃,发言热闹的不得了,但实际可能大家都是在一些浅层次的概念上辩来辩去,并没有那种真正触动思想深处,令人惊奇的观点、思想或角度,其实这种是“假繁荣”。

我一直反对在课堂上推一个什么“教学方式”。最好的教学方式就是没有方式。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碰撞、思维的交流,和人与机器、录像之间不是可以替代的。所以有些人喊信息技术来了,网络来了,将来老师就没了,要退休了。我说任何时候人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绝对不会变的,不能迷信技术,机器只能是辅助,帮我们提高效率,帮我们跟紧时代。

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教育的理解和教育本质的思考。技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我们不可以排斥它,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它,更不能让它来取代传统的一些东西。

2 在线教育一定要有线下配合

《21世纪》:但是好的老师总是稀缺的,信息技术可以把优秀教师团队的授课设计,辐射给更多学生,甚至偏远地区的学生。从均衡教育资源的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作用很大?

王殿军:前面讲的是聚焦一节课,其实一节课的设计和一门课的设计还是不同的。因为在线视频是用非常浓缩的方式,一些额外的话需要在翻转课堂的时候讲。相当于我给你的是一颗一颗珠子,但是设计的人知道怎么串,就变成一个漂亮的项链,而没有设计的人就是弄一碗珠子,不是一个项链。你可以把优秀教师每一讲视频都拿走,但是如果没有翻转过程中老师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到学生在这个阶段里,什么地方需要调整配合,是很难把课程设计的宏伟蓝图实现的。而这一点你又不可能让设计课程的老师去指点面对一万个、十万个在线的学生。

所以对于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大家对它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是,名师非常有限,而刚才我们强调单节课的这种设计能力,名师和普通老师差别巨大,你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名师设计的每一堂课,可以在非常偏远的地方播放,但这中间就缺少了我刚才说的从整门课层面,没有机会帮助学生把珍珠串起来,当地老师没有这样的能力,而名师这边又不了解你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在线教育要线上线下结合,不光是结合,还要配合,如果没有线下的配合,线上的东西就大打折扣,看起来很好,但效果不一定很佳,这是我最担心的。我也试图做MOOC,成立MOOC联盟,把名校名师的课都系统的做起来,然后给远方的薄弱学校免费开放。

《21世纪》:有些学校的网校已经录了很多课程的视频,您要做的MOOC和这些有什么差别?
王殿军:那些网校录的是传统课,一录45分钟,我一直就不赞成这样的形式。因为中学生这个年龄阶段,课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长视频,可能一节课最有启发的就那么三五句话,快进恰好没听见。

在线教育,我对微视频是比较欣赏的,因为它把最精华的东西浓缩,这样孩子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把一个知识点掌握,但最难的问题是我刚才说的,把一个个知识点搭建成一个知识体系,不可能通过一两讲搭起来,这需要线下的老师有能力来帮学生把碎片式的知识变成一个体系化的知识。

远程在线教育,我认为在有些地方不能成为主流,只能成为辅助。一个地方社会发展落后,整个的文化、思维模式,一代一代都有一定继承性,大家的思维模式、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决定了其学习的接受度是一样的,校长是这样,教师和学生也是这样,你弄一个新东西来,真不见得能够像想象的那样,一看视频以后就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全都懂了。包括现在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MOOC在解决教育均衡和公平上,能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比促进一个学校的教育提高作用更加有限。

MOOC在大学效果比较好,是因为大学学习和中学很不一样,中学学习就像打基础一样,哪边都不能虚,但是到高层就不同了,学习可以有所偏重。中学所学内容则重在有两项作用,一是对基础知识和能力的掌握,二是对思维的启迪。

对于在线教育辐射出去,我们要非常清晰的看到它可能存在的问题,其作用一定是严重衰减的。所以中学要强调翻转课堂,大学不需要强调这个。


3 筹建MOOC联盟,引入市场机制

《21世纪》:您刚才提到的MOOC联盟,清华附中现在在线教育做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王殿军:因为一个学校的力量毕竟有限,开发一个系统,设计录制整个课程,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也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员,如果不联合的话,相当于每个学校要做这件事情就得养一支自己的队伍,这实际是很大的浪费。包括大学也是一样,最早的像斯坦福、MIT,包括中国的大学都是几个联盟。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够借助比较开放的EDX平台,清华有这个基础平台,是开放源代码的。我们自己组建一个技术团队,这个技术团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开发系统的,在线学习系统和管理系统,另一部分技术相对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制作微视频,某种意义上就像拍一个小短片一样。但是老师要成为这个剧本的编剧,甚至成为导演兼演员。老师过去的一些设想只能给大家用语言来描述,现在就有可能用高科技的方式来虚拟实现。

我在计划,下一步联系国内一些知名中学,选一些课程,不同课程可能一开始有一个老师讲,最后可能四五个老师去设计同一个课程。这个课不只为学生服务,也是为老师服务的。老师暑假整个把这门课看一遍,等于自主培训了一下,对自己一堂课的设计会有很大提升,然后你结合实践,去二次创造。目前我们的平台正在搭建,争取能够在新学年到来时,平台搭建的差不多。
 
《21世纪》:这个MOOC联盟计划怎样选择参与学校的?
 
王殿军:可能选择五六所,不宜太多。这几所学校教学水平差不多,起码是省最好的,关键是这些校长要对它有理解和共识。另外这个MOOC毕竟不是一个标准教育的发展内容,国家还没有要求哪个学校都要这么做,所以,它的运行可能还是要适当的尊重市场的运行规律,所以我们适当的时候有可能引入社会的资金,或者社会的力量,但是核心的这些东西还是得靠一线的老师。这个联盟最大的优势,估计就是我们是现在正在运行的名校和正在一线教学的名师,是正规军,这个资源市场上的培训机构不具备。

我们做这个是半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未来如果做精细一点的话,我们还有可能做两套东西,一套适用于初学者,一套提高难度,适用于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拓展。这对当前的培训和家教市场应该会产生一定的搅动作用。


4 体制决定创新空间

《21世纪》:清华附中在创新方面有哪些布局?

王殿军:前面所讲学校里班级学生整齐划一,“齐步走”式的教学方式,确实是不好的。同样学校之间也有这个问题,总体来讲,好学校的学生还是走得快,走得远,但是你不能走得太快,为什么?因为现在是统一管理,一个制度出来大家都照着做,校长就懒了,他也没有这个空间和权力,他就不会去想着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可能突破政策,就有风险。从大的层面来讲,给学校的自主权太小。

《21世纪》: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家都说学校自主权非常少,但是在规划纲起草的时候,教育部(微博)的调研了解,很多高校自主权放给他们都不敢要。

王殿军:确实是这样。举一个招生的例子,当别人把考试题出好,考完,卷阅出来,分数弄好,把你们学校的名单给你,分数给你,高校很轻松就把招生搞定了。比如说在天津招80人,天津的名单在这,你也不能退档,数前80个在天津的招生就完成了,无论招的结果是否真正选拔到人才了,无论考的是不是科学,那是别人的事,高校这么录取没人敢说不对。反过来,现在给你自主权了,高考(微博)[微博]成绩在这,你不一定按照成绩走,可以找别的方式,面试、笔试,看平时的表现,听听老师对他的评价,综合录取,高校反而不敢要这个权力。万一有人在其中有一点不轨的行为对学校来讲就有很大的风险,社会也质疑,你对自己的人都不敢百分之百相信,这个时候这个自主权就不能要了,因为没有准备。

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人家就敢要?比如说耶鲁、哈佛、MIT、普林斯顿招生难道就是把SAT分数排个序,招前80个人吗?当然不是,他们有委员会,有一套流程机制,养着一批人研究如何评价人、选拔人,他们有准备、有研究、有积淀、有经验,他的招办不是招生办公室,而整个是一个体系,一门科学。

我们这方面是非常落后的,高校不敢要自主权的原因是它不会,没把握控制的时候高校真不敢要。这导致选拔人才只能按照分数,对学生的创造性甚至健康成长都带来伤害。

我们已经花了30多年证明这个后果很严重,难道还要30年再确认一下这个后果真的很严重吗?真的没有必要。所以我建议教育部门,首先要抓的是要在高校或者全国建立起一支认真研究人的评价和选拔队伍,真得有一套科学的选拔体系,还得想办法把它通俗化,让大众接受。媒体得发挥作用,得让大家意识到全世界的名校是如何做的,人家如何在这种表面看起来有点模糊的体系里做到精确选人。

《21世纪》:从您一个中学校长来看,手头的自主权够不够?

王殿军:肯定不够。首先,一个学生能不能毕业,我说了不算。政府认为他合格,给他颁毕业证,跟校长没什么关系。但是在美国不一样,校长在毕业证签字得负责,你认为合格的毕业生,如果水平很差,校长会很丢人。

另外一个是课程。课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点差别。我希望课程从难度上有很多的层次,广度上有很多的丰富性,课程之间还要有融合性。这些我们都没有。当然中国有自己的缺点,只要有层次一定追高。我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学习一个课程就是全国学生举同一个标准重量的杠铃,举不起来的也得天天试着举,轻松能举起来则要求快速举、反复举。

我觉得如果学校眼里没有学生差异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永远不会好。仔细研究美国和欧洲的教育体系,它一定会用某种方式照顾到这个差异,有些是制度设计采取分流模式,比如法国,学习过程中把学生进行分流,大家都很接受。我确实不如你聪明,你就该去成为科学家,我成为工程师。

我们是上面的给你压着,下面给你推着,把学生挤在一个很平均的空间里,好学生在里面跳,天花板在,撞个头破血流,最后放弃了。等到大学真正把天花板去掉时,他们已经习惯了,已经有一个无形的天花板,不再会跳了。

《21世纪》:现在的体制刚性决定了创新的空间会比较小?

王殿军:对。当然有人说你就把课开难一点怎么了?这就牵扯到评价的问题,现在的评价就是高考,你不考的东西校长去教,对人才培养有好处,对升学没好处的事,有几个校长敢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中国说好钢用在刀刃上,这刀是用来砍高考分数的,还是用来砍未来科技难题的,刀是不一样的。你用到这把刀上,但现在这把砍分的刀急着用。培养未来的科技精英,他需要的和现在高考选拔所需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搞了很多的改革,是想有所突破。我本来想在校内突破,但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费很大精力,希望推动全国改革。比如我正在推动建立全国的大学先修课程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5大学先修课程和评价体系同样重要

《21世纪》:大学先修课程和学生综合评价体系您再详细谈谈,哪个更重要些?

王殿军:这两个都重要。先修课程两年前开始做的,今年9月份可以开课了。

《21世纪》:这个先修课程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王殿军:当时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优秀学生培养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教他什么,对好学生教的一定和别人不一样,就如古人讲的千里马养法就得不一样。另外一个怎么教,教的方式。因为好学生不光是学的东西,学习方式对他有影响。这是要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

美国从1951年开始AP课程(Advanced Placement,美国高中开设的大学先修课程),1955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经过五六十年,这是美国精英人才不断涌现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给学有余力的拔尖学生提供更有挑战性、更有难度的学习,这种理念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现在推动在全国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一些人编教材,一些人在设计管理系统,另一些人在设计考试系统,暑假马上就要进行师资培训,100所左右的中学进入第一批试点。

这样推动确实很累,但是如果不这么做这事就做不成,一个学校做充其量选一个,单打独斗没人认你。

为什么还要有学生综合评价体系呢?因为现在开丰富的课程之后,这些高考没用、选拔不用,但对学生未来发展又有用的东西,要在综合评价里要体现出来。只有推动这个综合评价体系,我才可以大胆在中学开丰富多彩的课程。课程学得好,学完了就代表他多了一份能力,多了一样素质。这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分数。

为什么我刚才说两个都重要,一个是照顾到拔尖学生培养,另外一个培养完了这些东西谁管,高考题又不出大学先修课程的内容。怎么体现呢?得有一个综合评价的系统,把这列为重要的维度。就像体检,测你身高、体重、血糖、血压,都能够列入体检的指标。现在我们只看高考的分数,这相当于只量身高去取代这个人健康程度。我们得有一个综合评价,高校将来适当的时候能参考。

《21世纪》:您做的这些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您赌的是中国未来的高考改革方向,招生会更加自主。您是看准这个方向?
 
王殿军:不是说我们一定向美国学习,而是我们一定要尊重规律。正确的方向迟早会找到,只不过我们现在社会的成熟度,老百姓的接受度,整个诚信体系,社会的发展程度尚未达到完全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阶段。但是教育又是要往前走的,超前的,在某种意义上它需要是引领性的。

我们作为教育研究者和教育从业者,必须既要看到它的现实的一面,又要看到它长远未来理想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大学先修课程迟早有一天会像美国今天一样,美国一流大学选拔学生时,大学先修课程排在第一位重要的,明确要求,你必须修三到四门,甚至有些五门,而且都得是四分以上好成绩,这就证明你比别的孩子强。想想看,你平时成绩和他一样好,他把普通课程搞完就没精力了,你还有精力学五六门大学课程,而且还学得那么好,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难道非要高考成绩证明吗?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内容做好了,慢慢有一天我们的管理部门、老百姓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现在至少从方向性上来讲,趋势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