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隔空对话:校园教育理应成为服务业

“在今日的十一学校的校园里,教育确实是在演变为服务业,而且已经不可逆转。”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说。

2001年,中国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其中的文件里把教育视为服务业。

那个时候,李希贵脑子里转不过这个弯儿,“内心那个别扭劲着实把自己折腾了一段时间。”一直以来,李希贵始终把自己从事的既高尚又伟大的工作视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怎么就因为一个WTO,一夜之间教育竟然和端盘子的、洗头理发的混为一谈了”?

但其实,早在140多年前的美国哈佛大学,“服务”意识就已生根发芽。

 

1869年,Charlies W. Eliot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直到1909年才卸任。有人评价“Eliot时期”的40年是哈佛建校几百年来的黄金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起码超过之前两百年的总和。而Eliot恰恰用“服务”一词定义他所执掌的哈佛大学的精神。

Eliot在哈佛大学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其中,推行选修制是最有影响的一项。

Eliot认为,选修制是教育上的自由,他强调一所大学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

一是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

 

二是学生在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三是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入自主的行为,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Eliot主张“智力上适者生存”的理论,他认为人的能力、素质等有差异,学校应该充分满足和发展每个学生的爱好和特殊才能。

“统一把所有课程安排成必修课犹如为群体做衣服,统一按平均尺寸去裁剪,从不考虑量体裁衣,即从不考虑学生个人的天赋、意愿和兴趣。”Eliot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直指必修制度的弊端。

哈佛的选修制改革解放了学生,成就了学术的自由,同时,也推动了学科的专业化,适应了越来越快的社会发展。

140多年后的今天,课程在中国的北京十一学校被定位为了一种产品,学生成为教学产品的消费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消费”

2001年,教育部启动了第八次课程改革,而这次改革与以往的课改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增加了课程的选择性。

“明显的道理摆在那里,选择性的课程必然造就有选择权的学生,而有选择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认定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李希贵开始理解“服务”二字。“教育确实演变为服务业,只不过是服务于学生成长的高级、复杂的服务业罢了”。

十一学校开始实行走班选课制,每个学生都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课程表,而没有了以前的行政“班集体”。十一学校提供的选修课程近300门,数、理、化、生课程都要分成5个难度级别。学校里,有同学经营起了咖啡厅,有人开起了书店,甚至有同学做起了投资。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孩子们的社会化。”李希贵说。“校园里应当慢慢提供这样一些未来生活本来的样子,让他们提前适应”。

Eliot的选修制以“服务精神”使哈佛大学成为了一所现代化大学,并确立了哈佛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李希贵将课程作为十一学校的产品,用选课走班制把教育做成了服务业,服务了青年的社会化成长。

两位校长一脉相承的思想和踏实创新的行动在不同的时空对教育作出了同样意义的改革,助推了世界教育的发展。他们一同证明,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教育都应面向个体,教育理应成为服务业。